在全球移民史起伏跌宕、波澜壮阔的叙述中，这是一个与祖（籍）国有着空前紧密关系的群体：从远赴重洋讨生活到烽烟岁月里倾囊资助祖国抗战，从冲破阻挠返回祖国效力新政权参加建设到改革开放后大量回流，华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演绎了一幕幕大剧。

风雨飘摇下南洋

2014年3月，在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签署的2014年第12号总统决定书中，“支那”一词被正式改称为“中华”。这对于分布在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各国的上千万中国族裔而言，是一个特殊的消息。

2013年，一部有关上世纪60年代东南亚国家反华事件的纪录片《我是杀人魔王》，成功入围第86届奥斯卡金像奖。影片入围的背后，撕开的是东南亚华侨史上不堪回首的一页：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大量华人死于当局发动的大清洗。

1958年底，苏加诺出任印尼总统，以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等为首的亲美势力掌控内阁。很快，有损华侨利益的名为“扫除殖民经济残余”的经济政策出台。此后，作为一系列类似政策中的一个，1966年印尼议会通过法令，禁止称中国人为TiongKok或者Tionghoa，要称Cina，也就是所谓“支那”。

事实上，自1958年开始，印尼各地就出现了武力逼迫华侨迁移的事件，最终促发两国的外交冲突。1960年1月20日，中国先后租用十多艘客轮到印尼各港口接运华侨回国，拉开了大撤侨的序幕。

1960年2月2日，印尼邦戛发生大火，华侨的房屋店铺多被烧毁。生活无着的当地华侨向印尼当局递交了请愿书：政府的政策法令和这场火灾使其无法继续居留，只有回中国一途，要求印尼政府保证他们安全离境，回到中国。随后在中国驻印尼总领馆的安排下，他们被用小船送到停泊在印尼外海的中国接侨船。这就是“新中国第一次大撤侨”，最终有6万多人回到中国。

国务院发布“在广州、汕头、湛江、海口等地的港口，设立接待华侨的机构”等指示。中国政府决定，“在广东、云南、福建、广西扩建和新建国营华侨农场，集中地大量安置归侨，发挥他们的特长，种植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回国的华侨学生和具有培养条件的社会青年，分送各学校学习。一些年老无亲人依靠的归侨，则安置在归国华侨养老院”。

在中国迁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风雨下南洋，在经历了一段极为惨烈的历史后，终于画上了一个分号。

中国历代王朝的末年，大多有不堪战乱的百姓和权力失落的贵族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主要迁徙地和避难所。

华人向东南亚发展自唐朝始，沿海居民出海捕鱼，行至东南亚诸岛。至南宋鼓励海外贸易，沿海居民竞相到海外发展。

清康熙年间，朝廷曾诏令华侨限期归国，但彼时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时期，劳动力需求量非常大，这对于中国国内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曾言，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而据统计，1864年到1948年的84年中，从海外至中国的侨汇折合共约35.1亿美元。

这些在海外的中国人，于清末革命时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国务院侨务办原副主任、第四届中国侨联主席庄炎林的父亲庄希泉，正是这场革命的实际参与者。

武昌起义之后，庄希泉被革命军政府派往南洋向华侨商界劝募，他很快见到了新加坡华侨商会董事长陈嘉庚。陈嘉庚一直赞助革命，他曾在新加坡见到自美国回国的孙中山，得知孙中山为节省开支竟乘坐二等舱，认为不能降低威仪，于是相赠一万元作旅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陈嘉庚又汇去5万元大洋。

庄希泉抵达之前，陈嘉庚已发动当地华侨为福建军政府汇去数十万元。听了庄希泉的募饷计划，由陈嘉庚出面聚集，侨商捐援汇沪银24万余两。

在新加坡，经南洋同盟会总部部长黄金庆介绍，庄希泉加入了同盟会。

同仇敌忾御外辱

孙中山曾称“华侨是革命之母”。彼时，大量海外华侨回国投资兴办实业，更有大量华侨针对袁世凯篡权组织了“华侨敢死先锋队”，回国参加反袁作战。

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军东南亚，当地一些华人家族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每房都带走三四个人回老家，为的是“留种”。

抗战期间，以新加坡侨领陈嘉庚为首的海外华侨，再次捐献大批资金、药品支援抗日前线。大批海外华侨以“南洋机工、华侨飞行队”等形式，直接投入到中国抗战洪流中。

新加坡华侨组织义勇军，抵抗日军在新加坡登陆，最终坚持11个昼夜。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对所有18至50岁的男性华人军民进行“大检证”，其实是一场灭绝人性的残杀。

1941年12月8日，日军入侵马来亚，12万英军在3万日军的攻击下投降。

印尼归侨郭亿器提供的信息显示，1942年，日军在印尼苏门答腊岛登陆，一群华侨志士成立了两个秘密抗日组织：苏岛华侨抗敌协会、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此后，两个组织合为苏岛抗日反法西斯总同盟，领导当地华侨抗日活动。

抗战军兴，庄希泉一家人也没能躲过历史洪流。早在1930年，庄希泉就前往菲律宾，在海外华侨中开展反蒋抗日工作。中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海外部计划与英方组织一个“中国留印海员战时工作队”，南洋华侨林谋盛和庄希泉之弟庄惠泉受派参加组训工作。庄炎林称，“此后，中英两国合作成立‘一三六部队’，中方负责为其输送优秀华侨青年”。

1943年，林谋盛与庄惠泉同时被委任为中英美盟国组织的“收复马来亚区”的正副区长，授盟军上校军衔。临行前，两人又对换保存遗嘱，无论谁有不测，生还者须照顾殉难者妻儿。

抗战期间，庄希泉胞弟庄朝开的财产被日军劫掠一空，在贫病中离世；胞弟庄朝荣、堂弟庄朝瑞因参加抗日，受尽日军酷刑；排行十六的胞弟庄朝松在新加坡沦陷后，参加游击抗日，被日军逮捕后，于抗战胜利前夕被绞死。

林谋盛奉命潜入马来亚后被捕，于1944年6月被杀。日本投降后，庄惠泉前往马来亚，寻觅到林谋盛的骸骨，予以隆重安葬。

“我要回中国了”

1949年，华侨又回来了。彼时中共发出了筹办新政协的信息。在香港，负责联络华侨、开展统战工作的中共香港分局工委书记饶彰风对庄希泉说，“中央打算请嘉庚先生来做新政协的华侨首席代表”。

与陈嘉庚私人情谊甚佳的庄希泉被新政权派做特使，前往新加坡“面邀嘉庚先生北上”。庄炎林后来听说，是周恩来亲自点将。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成立（以下简称“中侨委”），何香凝被任命为华侨委员会主任委员，庄希泉等为副主任委员。1978年12月，庄希泉出任全国侨联主席，并于1982年经中共中央书记处特批入党。时年95岁的庄希泉成为中共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新党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侨居国政府推行排华政策，大量华人、华侨被迫返回中国。如1954年菲律宾制定新政策，禁止华侨开办新的零售商业，老侨退休或死亡后，后代没有继承权——20万在菲华侨生路受到威胁，相当多的人选择回国。

为安排难侨，中侨委于1951年8月增设生产救济司，庄希泉任司长，后又兼任难侨处理委员会主任。

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中侨委在北京和各大侨乡开办了几十个华侨农场，对归国的华侨和难侨分别进行妥善安排。到1956年上半年，超过20万的归侨、难侨被安置。

根据中央统一安排，回国华侨首先进入各地华文补习学校学习，然后再分配工作。

亦有一些力量做了工作，“十几岁的学生，在我们华校老师的感召下，觉得应该回到祖国。”从印尼回来的朱添华回忆说，自己当时就是“十几岁的学生”。

在移民厅按了七八十个指纹后，朱添华被印尼当局收走了出生证。“要我们宣誓，走了以后，放弃印尼护照。”于是朱添华宣誓，永远不再回印尼。

临走之际，他才告诉父母，“我要回中国了”。面对惊愕的双亲，朱添华慰藉道，“家里孩子多，就当把我送给祖国了吧”。

1951年6月21日，朱添华与学生们一起上船。大约一周的海上归程后，他们听见了码头上震天的锣鼓声。

中共新政权成立后，印尼华侨子弟陶金汉想回国读书，但他的姐夫对陶父说，孩子回去该去朝鲜战场了。被拒绝后，陶金汉回忆说，自己“闷闷不乐，像着了魔一样”。

1952年，父亲松口，临走前把陶金汉和姐姐叫到一起说，“你们回去看看，如果家里好，我也得回去了”。

1979年，78岁的陶父回到中国，与儿子一起生活9年后，安然离世。陶金汉在华侨公墓为一家人选了一块三层墓地，“我爷爷的，我爸的，我们的”。

几番归来话沧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共同纲领》和第一部宪法中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应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

与此同时，大量海外华侨纷纷赶回中国，希望报效国家。广为人知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归国故事，即代表了那一代人的热忱。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后来追访的泰国归侨尹礼虎曾回忆道，当年他们的船驶进中国港口时，船上的一位老师指挥大家唱起《歌唱祖国》。回来后，“侨务局给我们作形势报告，平时看的是苏联影片，还参观土地改革成果展览。以后就送我们到补习班，大一点的就送到技术学校培训，年龄小的安排到学校，费用全部是国家承担”。

当初中国政府为经济困难的归侨发放助学金，每年寒暑假都组织侨生冬令营或夏令营。新加坡归侨卓炳芳后来曾回忆，“我们这些远离亲人的侨生，深感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针对东南亚一些国家发生的排华事件，中国政府在提出严重抗议和交涉的同时，开始反思侨务政策。1951年，周恩来指出：“我们愿意勉励华侨尊重一切侨居国政府的法律和社会习惯。”他指示中侨委着手研究华侨的国籍问题。

庄希泉担纲的中侨委政策研究司提出，应该改变以往双重国籍的政策，在欢迎广大华侨归国参加建设的同时，也鼓励华侨根据自愿原则加入侨居国的国籍，或保留中国国籍。

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先后与印度尼西亚等国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1949年之后的5年内，中国政府共计接收归侨17.8万多人。

至6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形势恶化，“海外关系”也成了侨生身上沉重的包袱。

到改革开放大幕开启前后，中国政府对华侨寄予厚望。1977年邓小平指出：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

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说，“3000万华侨华人是了不起的力量”。两年后，邓小平继续鼓励“海外的华侨、华人都回来走走，一是了解我们的国家，二是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参与，可以尽力”。华侨，又开始帮助中国了。

上世纪90年代，相关部门统计，归国华侨达到了100余万人。及至2003年，据中国侨联的统计数据，国内仍有新老归侨超过100万人。

【转载自《瞭望东方周刊》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