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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西安事变”结束后，张学良送蒋返宁即被扣留，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囚禁生活。1949年初，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溃败，蒋介石决定下野，将桂系首领李宗仁推到前台，试探与中共和谈的可能。李宗仁在担任代总统后的第二天就发表文告，表示愿以共产党所提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决本和平建国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李宗仁宣布的各项“促进和平谈判”措施之一即释放政治犯，而其中最为人们所关注的，就是当年因“西安事变”而被蒋介石囚禁的张学良、杨虎城二人。
李宗仁下令释放张学良
对于释放政治犯、释放张学良，当时社会各界的呼声是很高的。
1949年1月23日，东北有两个团体，联合向李宗仁发出快邮代电，要求释放被非法囚禁12年之久的张学良将军。同一天，中国自由民主行动委员会和人权保障委员会等四个团体也向李宗仁致电，要求释放张学良，他们在建议中称：“此举将对张学良对新中国的建设工作有所贡献。”
这些呼吁，对李宗仁也颇有触动。据李宗仁回忆，为显示和谈的诚意，曾指示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释放张学良，但为蒋介石所阻。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召集党政军高级人员会议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会毕出门时，于右任追上去，喊：“总统！总统！”“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蒋介石只把手向后一撒说：“你找德邻（李宗仁）办去！”便扬长而去。李宗仁回忆说，蒋下野之后，对党政军大权的严密控制，实与下野前无异，对李宗仁所提要求，“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和自台北提运金钞回京等事”，一概不予理睬，把责任推到陈诚头上。“但是我给陈诚的命令，蒋又授意陈诚置之不理。”
陈诚亦曾试图促成
最新公布的陈诚密档等资料揭示，陈诚当年确实接到了李宗仁释张的命令，陈本人也认为应当释放，但在蒋介石处未获通过。
先看1949年1月25日即蒋宣布下野4天后，陈诚致蒋介石的请示电：“溪口总裁蒋：奉李代总统府秘?电：‘兹为表示政府对和平之诚意，促成和谈，顷已决定释放政治犯。张汉卿兄现在台省，希就近转知监视人员，先恢复自由，仁并拟约其来京一唔。除已电饬空军总部，日内派机来接外，专此电达，希先转致意，请其届时来京，并复为盼。’特电报告。职以为汉卿之于今日，释之无关重要，久羁适足为累，但惜处置较迟耳。为此，似可听其释放。如何仍乞电示。职陈诚。子有叩。”
陈诚此电显示，1月21日蒋介石下野离京后，24日李宗仁即打电报给陈诚，请其释放张学良，并准备派飞机到台湾迎接张学良到南京。当时的《华商报》、《申报》等都报道了这个消息。25日，陈诚致电蒋介石报告此事，并表明他个人认为可以释张，现在来做且有点迟了，隐含为张说项之意。
同日，李宗仁还提出让东北元老莫德惠去台北，邀请张学良到南京。“李代总统二十五日电在沪之莫德惠，邀其亲赴台北，请张学良来京。”而静居在新竹县井上温泉的张学良也得到了这个消息，在日记中写道“23日申报载，政府明令，余及杨虎城恢复自由”。
蒋介石明令拒绝
两天后，27日，蒋介石复电，让对李宗仁的电报置之不理。蒋电称：“如有命令到台省释放张学良，似可暂不置复。否则可以并不知张学良何在，以此事省府向不过问之意复之。”释张之动议遂被断然拒绝。
但外界对这一内情并不知晓。27日的 《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只是报道了张学良已经知道李宗仁下令释放他的消息，开始做下山的准备，预计一周内就可到台北然后去南京，但是还没接到南京方面的正式命令。莫德惠也称：“将于二三日内赴台湾，访问张学良氏，交换对时局之意见。”其间东北同乡也 “电张学良慰问”。同日，也就是在蒋介石电报发出的同一天，陈诚在下午接见记者谈关于释放张学良的问题时，还只是称“命令尚未到达，张氏所居之井上温泉，刻仍拒绝访问”。《申报》2月3日还登载了 “二日获悉，台湾主席陈诚及重庆市长杨森顷致电李代总统，谓彼等不久将释放张学良与杨虎城”的消息，此消息的真实性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由于张在新竹的行踪已被暴露，为了“安全”起见，2月2日凌晨3点，张学良与赵一荻已被连夜秘密转移到高雄要塞。尽管已经得到蒋介石的明令不准释放张学良，但是陈诚却不得不面对如何对舆论有个交代以及如何平息这场呼声很高的政治请求的问题。
2月5日的《华商报》谈道：“李宗仁昨晚命令其最亲信的一个顾问（指程思远）于今天飞赴台湾，商洽释放张学良，据悉：台湾主席陈诚不理睬张的释放令。”“今后再有谁来敲他的门，能不能带他一同下山，最后的决定者恐怕还是那位高卧奉化的阴谋家。” 2月9日《申报》关于程思远飞台的报道则提到“并有某种不能形诸文字之建议，托程氏报告李代总统，唯其具体内容，程氏拒绝透露”。现在看来，不知道这段文字中所谓的“不能形诸文字之建议”是否指蒋介石关于不准释放张的命令。2月12日，陈诚告诉李宗仁“他无权释放张学良，因为张是由特务监禁的（特务头子现在是蒋介石的亲戚毛人凤），陈说，只有毛才能执行李宗仁的命令”。由此可知，陈诚是完全按照蒋的指示行事的。13日，程思远抵达南京，将他和陈诚会面的详细情况向李作了汇报。
2月10日，莫德惠和赵惜梦抵达台湾。11日上午，陈诚会见了莫德惠，下午莫就去医院检查身体，“医嘱禁止谈话，故谢绝宾客，据闻短期内尚难至新竹访张学良”。《申报》称莫德惠“新竹之行须待莫氏痊愈后，始克成行”。之后，关于莫德惠探望张学良的事就没有了下文，不了了之。
同日，国民党方面不得不亮出了最后的底牌：“张学良之释放，仅可能在蒋总统亲自颁发手令的情形下实现。据称：李宗仁正计划派遣特别代表一人赴奉化，与蒋总统会商此项问题。”而到底有没有派“特别代表”，会商结果怎样，都无从知晓。
17日以后，喧闹一时的释张问题在报纸上已找不到什么实质性的新闻。《申报》在18日还颇有意味地报道了中共的广播指国民党方面的释放张学良为 “滑稽剧”。“过去一个月中之各项发展，显示李代总统于上月二十二日所宣布之和平措施毫无价值，因李氏之命令现并未为人遵行。”“释放张学良及杨虎城之命令为‘滑稽剧’，盖命令未曾遵行，李氏私人代表赴台后，亦未能加以执行。” 以上史实说明：第一，1949年1月24日李宗仁发布命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及取消全国戒严令、释放政治犯、启封一切被封之报章杂志等命令，并非完全是一种政治姿态，而是顺应了当时的民意与潮流，有其可取之处，这也是他日后回归大陆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第二，实际上，陈诚对张学良有恻隐之心，对释放张学良也持赞同态度，但为蒋所阻；第三，当日的国民党政权，实权仍操纵在下野的蒋介石手里。由于蒋的顽固坚持，代总统李宗仁显示和谈诚意的一些举措根本无法实施，也与当时的舆情、民意背道而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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