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于1961年当上美国总统时，中国正大力推进核武器研发，并建立起完备的核开发体系，美国政府对此异常焦虑，并考虑采取武力制止。1963年1月22日，肯尼迪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重点表达了对中国核武器的忧虑，甚至希望通过与苏联签署核禁试条约来变相限制中国，他说：“任何有助于遏制红色中国势力发展的谈判都具有重要性，因为他们将在几年后成为我们在亚洲的主要敌人。”1963年7月31日，美国助理国务卿邦迪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提交备忘录，要求后者制订紧急行动计划，内容是用常规武器打击中国核武器开发设施，“最大限度迟滞中国核进展”。12月1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备忘录作出答复，认为实施此类打击具有可行性，但考虑到打击效果，强烈建议改用核武器攻击。

　　与此同时，由美国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美国新闻署的代表组成的跨部门小组也在评估中国获得核武器后所产生的影响。10月15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召开政策研讨会，讨论该小组起草的报告。该报告认为，中国研发核武器不会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它的影响力仅限于外交层面，建议美国政府放弃对华军事打击。此次会议形成的共识是：中国即便拥有少量核武器也会谨慎行事，因此没有必要在中国形成核力量前“将婴儿扼杀在摇篮里”。11月22日，肯尼迪遭袭身亡，美国对华核政策讨论便被搁置起来。

　　1964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罗斯托向助理麦乔治提交报告，称美国即便成功打击了中国核基地，也无法阻止中国在此后几年内研制出核弹。几天后，罗斯托向新任总统约翰逊单独提交的报告中又指出，中国核计划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仅是心理层次而非军事层次，因此美国没必要进行军事冒险，除非美国决心“以大规模总体战进入中国大陆”，否则没有必要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然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针对该报告提供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成立跨部门小组，“专门研究破坏红色中国核武器的方式和手段”。

　　尽管美国对中国核项目暂时抱以“宽容态度”，但不意味着危机解除。1964年9月15日，国务卿腊斯克、助理国务卿邦迪、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中情局长迈肯在国务院开会，他们一致认为“美国不应在未受挑衅之际对华采取单边核攻击行动”，但他们也希望美国与苏联政府采取联合行动，阻挠中国进行核试验，当时苏联已经与中国完全决裂。为试探苏联的反应，9月25日，邦迪在午餐会上主动找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交流，有意让大使关注中国研发核武器的问题。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苏联政府感兴趣，美国已准备好就解决这个问题（指中国核开发）与苏联进行秘密而严肃的谈判。”可是精明的多勃雷宁回避了该问题，邦迪据此判断苏联想给中国核开发“放水”。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在罗布泊爆炸首颗原子弹，世界为之震惊。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公开声明，试图将此事对西方世界造成的影响压缩至最低，而苏联政府则引人注目地保持了沉默。中国核试验结束几周后，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与会的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呼吁美国官员应重新评估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不接纳其进入联合国的立场。有意思的是，自从中国核试验后，美国政府就不再讨论对中国核设施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问题了。

　　按照美国历史学家的说法，华盛顿最终放弃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主要基于这种行动的政治代价太高且实际利益难以确定。美国如在未遭挑衅时对主权国家实施打击，不仅会损害自身的国际形象，有可能将“盟国”推向社会主义阵营，还势必确立一种危险的先例，可能导致苏联对美国的盟友采取类似打击。此外，美国经过评估后，认为袭击中国的行动失败概率太高。中国核基地位于亚洲大陆腹地，美军从任何潜在的进攻基地出发，距离都将超过1600千米，以当时的技术评估，这样的行动不被发现是不可能的。美军要想对中国核设施“一击致命”，就必须准确掌握中国所有核设施的方位，但这是很难办到的。作为替代方案，美军也考虑动用核武器实施“饱和攻击”，可是一旦跨越“核门槛”，其风险可能大到美国自己都无法承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阻止美国对华核打击的另一个因素就是无法获得苏联的协作。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都曾推测，如果苏联能够参与（或至少不反对）针对中国核设施的军事打击，那么美国的政治风险将会小得多。尽管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分道扬镳，但他不愿与西方领导者一起用军事手段去打击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做有损于他在共产党领导人中的地位，并有可能使苏联与中国之间爆发代价高昂的战争，从而分散苏联对北约的战略部署。